我一如既往地对自己写的那些文字没有什么尊敬之情。然而我好歹可以靠这些作品获得的收益为生了，还能存下一点钱，甚至可以时不时地给我父亲寄去一些。他总会兴高采烈地拿着钱去酒馆，在那里为我大唱赞歌，甚至会为我做点什么事作为回报。有一次我告诉过他我大部分的钱是靠给报纸写文章赚来的，所以他以为我是报社编辑或者那种效力于省报的记者。于是，口授了三封信寄给我，汇报了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好让我模仿着写成文章去挣钱。头一封信关于一次谷仓失火，接着一封信讲了两名登山的游客在爬山时出了意外，最后一封他把最近的一次乡长选举的结果发给我。这些信函本身就是用怪腔怪调的小报体表述的但是却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父子俩真正建立友好关系的标志——它们也是多年以来我收到的第一批来自家乡的信。这些信还变成了对我自己随笔涂写的那些文字的无心嘲弄，当真使我阅读之后神清气爽；因为我月复一月评论的那些书，它们的出版就重要性和影响而论，与在农村发生的那些大事相比简直微乎甚微。

当时正好有两本书付梓出版，两书的作者我在苏黎世时就认识，当年他们可是两个感情出乎寻常地丰富而激亢的小青年。现在那两人，一个住在柏林，以擅长描写大都市的色情故事和妓院里的风流韵事而广为人知。另一个在慕尼黑郊外给自己盖了一所奢华的别墅，过起了隐居生活，时而神经兮兮地做自我内省，时而用招魂术为自己带来刺激，在卑鄙与绝望之间恍惚不定。我不得不对这两本书写书评，当然我也对他们开起了无害的玩笑。那个神经衰弱的家伙唯一的回应就是一封充满轻蔑与侮辱的来信——尽管如此，还用一种真正的高贵文风写成。那个柏林人却在一本文学期刊上对我的评论加以诽谤，声称我误解了他真正的意图。他还援引左拉的文学理念，并借着我这篇不识货的评论作为攻击点，不仅骂了我个人，而且将所有瑞士人作为整体评价，说瑞士人自以为是而且平庸无趣。我从来不是过度爱国主义者，但是我觉得这个柏林人做得太过分，所以我又写了一封表达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的信，并且毫不掩饰我对他那过分渲染的大都市现代派文风的轻蔑。

这次的口诛笔伐让我感觉好了一些，并促使我重新评估我对于现代文化生活的看法。但这件事冗长沉闷又困难重重，还很有可能费力不讨好。如果我一开始就忽视这些看法，可能我的书几乎就不会受到什么刁难了。但是这些言论也迫使我对于那本长期策划的毕生大作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